抗日战争的八年时间里，英勇的日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这里回忆的，仅是抗战初期，在日照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些情况。

一、七七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踏进了日照，日伪军占领了日照城、石臼所、夹仓、涛雒、栈子等沿海一带，并以这些地方为据点，经常进行“扫荡”、疯狂地镇压抗日群众。当时，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一师驻日照北部，一一二师之一部驻日照南部。国民党省党部的反动头子牟希禹，也在日照拉起了有１０００多人的国民党第九梯队（即后来反动的顽十六团），并自任司令。

日照人民和各阶层爱国人士不堪忍受日寇的压迫，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愈加不满，特别是一些进步学生、青年，更是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为国土的不断沧丧焦虑不安。日照县的党组织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积极组织抗日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并且利用“同乡会”、“同学会”、师生关系等各种社会关系尽力扩大党的影响。同时，在东北军一一一师内的共产党地下工委和一一二师内的共产党地下工委，也利用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合法的手段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日照人民，早在１９３２年日照暴动时就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解放贫苦大众而奋斗的人，因而，愿意跟共产党走，从而使党的抗日主张在群众中迅速传播，党的组织迅速扩大。在这期间先后担任中共日照县委主要负责人和在日照的其他同志都作了一些工作。１９３８年１２月，中共日照县委在小曲河正式成立，范景蘧同志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杨心培同志任宣传部长，刘鸿若同志任统战部长。到１９３９年初，日照的党员已发展到５００多人，多数区、乡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大部分村子有了党的支部或小组，为进一步开展抗日活动，建立我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打下了基础。到１９４０年初，全县党员已发展到１０００多人。

二、早在１９３８年秋，八路军二支队四大队就在日照小曲河、皋陆一带活动过。当时掩护在二支队四大队里的刘夏峰同志，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唐家河组织了一支五六十人的抗日地方武装，但组建不久，就被国民党顽十六团包围缴械。针对这一破坏抗日的行动，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向全县散发了《告日照同胞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罪行。那时我在二支队四大队任组织干事（实际负责大队的秘书工作），记得我们在《告日照同胞书》中还引了“兄弟阋于墙，外于其侮”这句话，呼吁反对摩擦，一致对外。另一方面也做好了打的准备。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他们放了全部被抓的人员。这一事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性和抓枪杆子的重要。１９３９年５月，在日寇对鲁东南“扫荡”的前夕，鲁东南特委决定范景蘧同志调离日照，由我接任日照县委书记，孙汉卿同志任组织部长，杨心培同志任宣传部长，刘鸿若同志任统战部长兼八路军驻日照办事处主任。特委同时下达指示，要求我们在反“扫荡”的过程中拉起地方抗日武装。县委坚决执行了特委的指示，立即动员各级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建立队伍。当时最缺乏的是武器，县委就通过各种关系去搞。记得我借到了一支套筒子步枪，孙汉卿和刘鸿若同志各搞了一支匣子枪，杨心培同志也找到了一支手枪，总共弄到了各种长短枪十几支。但这些枪仅能武装县委本身，要拉队伍是远远不够的。就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帮了我们的大忙。东北军一一一师党的地下工委负责人之一张更生平同志是我在济南高中的同学，他的公开身分是一一一师副官。有一天他到县委机关找到我，向我要１０名中学毕业的共产党员，组织宣传队。我说１０名太多了，我可以给你５名中学毕业的共产党员、５名中学毕业的进步青年。我随后又对他说，我现在正在拉队伍，请帮忙搞点枪。他当时就送给我一支小手枪。我说拉队伍需要长枪。他说，搞长枪我现在也没办法，以后敌人“扫荡”插了枪，我送情报给你。１９３９年６月，日寇对鲁东南“扫荡”进入日照，同驻在大石头村的东北军一一一师之一部打了一仗。这部分队伍撤退时，在大石头村附近的一座坟里藏了部分武器。张更生平同志及时将这个消息通知了我们。当时的县职工会负责人李辑五同志是大石头村人，县委通过他立即发动大石头村和附近村的党支部将这批武器找到了。这一下搞到了５挺捷克式机枪、３０多支捷克式步枪，解决了大问题，不久就建立起一支近百人的队伍。那时条件十分艰苦，队伍的吃穿都很困难。记得为了解决穿的问题，孙汉卿同志把自己保存在大衣里的１０块钱拿了出来，我、杨心培和刘鸿若同志也各自从家里拿出了部分衣物。到１９３９年秋队伍发展到１００多人。此时天气渐冷，部队的冬装成了大问题，我们就到涛雒南边的一个原由国民党收税的盐场，用武力强征了５００块大洋的盐税，解决了部队的棉衣。１９３９年冬，队伍已经发展到２００多人，正式成立了县大队，不久改名为三大队，下设两个中队：一中队、三中队。政委和大队长由我兼任，实际上是县委集体领导。有时我出发在外，谁留在机关谁全面负责。

三、建立了抗日地方武装后，我们控制了泰石公路以南的大部地区。这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端不安。１９３９年底，顽县长尹鼎武和顽十六团李延修窜到泰石公路以南的炕头村，企图对我进行“蚕食”。县委决定给以迎头痛击，由我带领一中队，孙汉卿同志带领三中队，连夜奔袭，突然向顽十六团发动进攻。机枪一响，吓得敌人抱头鼠窜，我们英勇追击，把敌人赶回了泰石公路以北，并俘虏了３０多人，缴获３０多支枪、６匹马，然后迅速转移到离炕头村十几里路的邢家沟村。几天后，顽十六团又越过泰石公路向我进行报复，我们在一中队两挺机枪的掩护下安全转移。只有共产党员、大队供给处长王新民同志在保护物资时不幸被俘。后来，他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最后高呼“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壮烈牺牲。这是队伍建立后打的第一仗。

消灭土顽郑萼廷（外号郑土虺）部，是队伍成立后打的第二仗。郑萼亭属于国民党ＣＣ系，极为反动。我们最初拉队伍时驻在白云寺，郑萼廷部驻望海寺，相距不到１０里路，开始尚能相安无事，后来他的反革命面目逐渐暴露了。１９４０年初，继王新民同志牺牲后担任大队供给处长的郑世东同志，在邵疃一带筹措部队给养时，被郑萼廷部抓住。开始我们进行交涉，向他晓以抗日大义，但他非但不放人，反将郑世东同志施以酷刑，郑世东同志顽强不屈，后来被活埋了。为了打击顽固派的气焰，县委决定消灭这支反动武装。当时，我们在人数和武器上均占一定优势，于是三大队全体出动，在大竹子河涯一带包围了郑萼廷部，并发起全面进攻。全大队指战员英勇作战，一举全歼了这股反动派武装，俘虏１００余人，缴获１００多支枪。仅有郑莒萼廷及其３个儿子突围逃跑，窜到泰石公路以北的南湖村。南湖村党支部发觉后，立刻派人送情报给县委，县委马上责成三大队派便衣武装连夜赶往南湖村，包围了郑萼廷和其儿子住处的北屋，俘他的３个儿子，但狡猾的郑萼廷从厢屋跑掉了。战斗结束后，我们公审枪决了郑萼廷３个反动的儿子，对其他俘虏进行了抗日教育。然后宣布，愿留下来抗日的热情欢迎，愿回家的也欢送，实际上大部分留下来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这两仗狠狠地打击了顽固派的势力，在战斗中我们也不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了作战经验。在这之后，我们又抓获了国民党日照顽县长张希周，进一步打击了顽固派。

在反对顽固派的同时，我们对日伪的“扫荡”、“蚕食”也作了坚决的斗争，消灭了几小股日伪队伍。对日伪占领区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在日伪盘踞的城镇也发展了党的组织，开展了抗日活动，给日伪以有力的打击。我还记得，我们在石臼所建立党的特别支部，特支书记是刘希涛同志。像在栈子这样的敌人据点，我们建立党支部后，领导群众积极开展了政治攻势和各种抗日斗争，迫使敌人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

在武装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抗日队伍发展壮大的基础上，中共日照县委于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６日在长兰村，召开了有日照各阶层代表和当地群众参加的千人大会，宣布罢免了顽县长张希周，成立了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刘鸿若同志当选为县长。又召开了参议会，选举我为参议长、高燮宸同志为副参议长。这时三大队已发展到３００多人，各区、乡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也相继建立，我们已控制了全县一半以上的地区和人口，群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在日照，抗日战争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局面。
四１９４０年夏秋之际，因抗日战争的需要，上级决定三大队升级，改编成两个连编入山纵二旅。县里仅留下一个班十几支枪的武装。因为此时有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群众的觉悟也高了，县委一面让部分区中队升级，一面发动群众参军，几个月的时间又搞起了一支４００多人的县大队，番号为四大队，政委仍由我兼任，大队长由上级派来的亓善本同志担任。四大队人数虽然多了，但武器不如以前，没有机枪，步枪的质量也很差，大都是当地铁匠打的土压五（一种土造的步枪），每人平均５粒子弹，又缺乏作战经验，战斗力差一些。就在这时，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日照境内的国民党顽固派分子嚣张起来了，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一师顽固派旅长孙焕彩扣押了该师万毅旅长（共产党员）。驻在黄墩的独立营长朱信斋于１９４１年３月公开叛变投敌，大肆逮捕和残杀我党员、干部和抗日群众，形势开始恶化。

１９４１年春，日照县委、县政府和四大队奉命驻在沟洼村休整。沟洼村地处磴山和圣公山之间的凹地，北面还有一道长步岭，整个村子处在山岭环抱之中，地形对我十分不利。但这里是我们大部队的前哨，也是敌南侵的必经之路。对保卫磴山、圣公山以南地区有重要作用。４月２５日，顽固派五十七军孙焕彩旅纠集顽十六团李延修部共几千人突然向沟洼村发动进攻。正巧我和刘鸿若同志分别出发在外。大队原在长步岭设有流动班哨，后因岗哨太多，部队反映疲劳而撤掉了，这使我们未能及时发现敌人的行动。直到拂晓响枪，部队才仓促应战，紧急向沟洼以南的磴山突围，仍有部分干部和几十名战士被俘，杨进培等七八名同志牺牲。就在这一天，我九支队反攻到圣公山上，敌窜回圣公山以北。后来顽十六团李延修妄图继续向南“蚕食”，又在磴山下的陆家庄向我发动进攻，我们依据磴山的有利地形，打退了他们的进攻。

皖南事变后，随着孙焕彩反动面目的暴露，朱信斋叛变及沟洼事件的发生，我们控制的地区缩小了。在日照形成了日、顽、我三足鼎立，战线犬牙交错的局面，斗争更加残酷和尖锐。此时，县委在磴山、圣公山一线坚持武装斗争，领导全县的抗日工作。同时根据特委的指示，在日照北部的沦陷区建立了日北地下工委，由我兼任书记，李桂五同志任副书记。并掩护在小代疃一带坚持地下斗争。将泰石公路以北地区分为东西两片，分别建立了地下区委，由厉席卿同志担任东北部书记，胡润洲同志担任西部区书记。他们在严酷的条件下，以货郎、卖油小挑贩等身分为掩护，秘密地恢复和开展党的工作。在日照城东的游击区，由赵明德同志担任区委书记，在大小古城、前后鹅庄一带开展游击区的工作。他们的地下工作，对后来我军的反攻起了一定作用，为反攻后党的工作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１９４１年６月，我奉命调离日照，去海陵县担任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在那里坚持反“蚕食”的斗争，奉命参加对华中、华北交通要道的保卫。日照的同志仍继续坚持严酷的斗争。